原载于 https://www.douban.com/note/734323699/
作者：恰帕斯东风电台
2019年9月15日
领薪社畜监测报告
领薪社畜并非专指一类特殊的社畜，而是表明此份报告监测的重点在于社畜的工作和劳动状况以及它们对社畜产生的具体影响。这份报告将从以下12个方面展现近年来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地区社畜的工作与生活状况：
- 非正式就业
- 工作时长
- 通勤时长
- 年休假天数
- 工资水平
- 收入分配
- 负债水平
- 性生活频率与质量
- 生育率
- 职场性骚扰
- 过劳死
- 精神疾病和自杀
报告中援引的数据均有据可查，但我无法保证每项数据有足够高的可信度。因为即便是由一国官方或国际组织发布的数据，通常也存在技术原因以外的误差。比如在我援引的这些数据中，官方可能通常会选择把工作时长统计得少一些，而把工资水平统计得高一些。如果数据实在不好看，官方就会选择不公布。而民间组织提供的数据则由于统计不全面可能不经意间低估一些指标，比如过劳死和职场性骚扰的案例数量。不过总体而言，这些误差并不影响我们认识近年来大部分领薪社畜的状况越来越恶劣这一事实。
除去这次报告选用的指标，还有相当多的关键数据可以用来衡量领薪社畜的状况，比如社会福利水平、社畜团结能力、征税额度等等。我不选择这些数据而选择上述的十二项作为指标，是出于使报告简捷、直观与贴近社畜实际感受的考虑，也是由于手头掌握的数据有限。
根据这十二项指标，报告本来可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进行具体的评价和排名，但这个工作将是非常繁重和艰巨的。不过在有限范围内做一个社畜国家排行榜，的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预计前二十名之间一定会为不相上下而争得头破血流。
此外，报告专注于展示相关数据，而没有做多少深入分析。因为我相信将这些数据并置在一起，已经是一种很好的阐述，能让社畜读者们拥有一个基于感同身受的敏锐判断。
以下是报告的具体内容：
1 你真的是你公司的员工吗？
2018年全球失业社畜数量接近2亿。另有大约14亿社畜生活在有劳动但日均生活支出2美元以下的状况之中，被称为非正式劳动者。
近年，各国政府以提高就业率为名义，允许企业雇佣大量的非正式员工。这些社畜在法律意义上被制造为派遣工或零工，公司不与它们签订劳动合同，因而不属于公司正式员工，老板们得以逃脱大量用工成本（比如社会保险费用）。这部分社畜往往收入不稳定且低于平均水平，工作时间长、强度大，没有劳动保障，不受尊重。
在上图中可以看到，亚洲许多国家的非正式工作比例处在高位，大多高于50%。在PRC，近年来高速发展的服务业吸纳了许多社畜就业，但往往属于这种非正式工作。日本近年的非正规工作比例也不断攀升，在2015年就达到了四成。新兴的互联网“共享”平台公司例如Uber、滴滴不承认司机是它们的员工。2018年Uber还推出了自己的短期劳务派遣软件Uber Works，岗位范围涉及保安、服务员等。这意味着缺乏传统社会保障的“兼职”工作可能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
2 你到底给老板干了多久？
在该项上，PRC官方缺乏相应的公开数据。如果按照官方规定，社畜年均工作 2000 小时，不过这是按照朝九晚五、双休制并且不加班的情况所进行的统计。就目前PRC众多企业来说，很少存在不加班的情况。2018年相关报告显示，2017年劳动者超时工作（每日净工作时间大于8小时）率高达42.2%。有的公司员工工作时间超过3000小时，这相当于英德法等国1950年的水平。许多公司也并没有严格按照劳动法规定给（足）加班费。
3 一年里你休息了几天？
这里摘取了瑞银（UBS）2018年对全球77个城市年休假天数的部分统计。
重度社畜城市:
- 北京（9.7天，75位）
- 台北（11.2天，72位）
- 上海（11.7天，71位）
- 首尔（14.2天，65位）
- 香港（14.9天，62位）
- 纽约（15.2天，61位）
- 东京（18.5天，55位）
轻度社畜城市：
- 巴黎（30.0天，12位）
- 利雅得（37.0天，1位）
4 花了多少时间在路上慢性自杀？
一般来说，社畜数量越多的大城市，花在通往工作路上的时间就越长。这一方面是由于道路拥堵，一方面则是因为许多社畜无法承担高房租而选择住在离工作地点较远的地段（如郊区）。
根据NHK文化研究所在2015年的调查，日本上班族平均每天花1小时19分钟上班。其中东京首都圈的上班族每天的往返时间最长，约在1小时42分钟内。大阪都市圈的上班族平均通勤时间为1小时26分钟。一般居住在人口不足30万的城市里的上班族，每天的通勤时间约为1小时9分钟。2018年《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则指出，北京、上海、广州和重庆的工作日平均通勤时长分别为88.54min、85.27min、81.33min和76.77min。
长时间的通勤使得社畜工作压力加大，容易产生焦虑感。更关键的是，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社畜在通勤时间内就开始工作变得日益方便了。通过随手携带的笔记本电脑或智能手机，在公交或地铁上社畜们经常收发邮件或在工作群组中对话。但这部分时间并不被计入工作时间，因而没有报酬。
5 虽然你加班多但是你工资少啊？
6 劳动成果都让谁吃了？
全球公益组织乐施会在2019年发布的报告表明，2018年全球26个最顶级富豪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最穷的一半社畜（38亿）的财富总和。而在2017年这一数字还是43个人，在2016年则是62个人。
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等人主持的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则指出，1980年至2016年期间，全球收入每增加1美元，最贫困的50%人口只获得12美分，而最富有的1%人口则获得27美分。
下图展现了过去近40年韩国、德国、日本、英国、美国、墨西哥六个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所占名义GDP的比重变化。这可以近似地被认为，过去40年全球社畜从工作中得到的报酬在增加的财富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也就是说，社畜分到的蛋糕越来越少，而主人分到的蛋糕越来越多。
根据PRC财政部门提供的数据，过去30年间该国这一数据在整体上呈轻微下降趋势，从90年代初的接近55%波动下降到2014年的低点46.8%。
不过根据全总的说法，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7 不负债，就吃土？
居高不下的房价和宽松的互联网借贷环境使得社畜负债越来越多。“拆东墙补西墙”是许多社畜的应对办法。
汇丰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PRC90后的负债额是月收入的18.5倍。已经工作的90后，人均负债12万+。根据互联网金融公司蚂蚁花呗发布的《2017年年轻人消费报告》，中国近1.7亿的90后里，有4500万人开通了蚂蚁花呗——一种网络借贷工具，也就是说每4个90后就有1个人在花呗上进行消费。而在韩国，有许多年轻人因为上大学而负债，直到毕业也无法偿还。
除去年轻人负债，家庭负债也日渐成为问题。日本内阁府通过总务省的家庭收支调查等计算得出，2017年在39岁以下家庭中，债务已达到家庭年收入的187.8％，是10年前2007年的1.4倍。虽然所有家庭的平均值仅增长6个百分点，但年轻一代的债务明显增加。
8 与其做爱，不如自慰？
许多地方的年轻社畜性生活频率正在下降。
日本在近年被称为“无欲望社会”。2015年有一项统计显示，18到34岁的日本青年中有43%没有过性经验。而十年前，这个比例只占三分之一。在35岁至39岁的年龄段中，还有26%的女性，和28%的男性从未有过性经验。这种现象也出现在其他传统经济富裕国家，比如英美，但没有如此极端。
根据2018年的一项调查报告，PRC90后中也有将近50%没有性生活。而根据同年一份名为《职场人性福指数大揭秘》的报告，有超过65%的职场社畜性生活频率每月少于3次，有72.4%的职场社畜不满目前的性生活状态，有52%的职场社畜把无心性生活归因于太紧张的工作。
9 孩子也不想生了？
同样低迷的还有生育率。
日本已经步入典型的少子老龄社会，而韩国和中国各地区均在加速接近这一状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中国取消了长期实施的一孩政策，并鼓励生二胎，但年出生人口仍然出现下滑。
根据联合国统计，1950年至2015年间，美国的生育率从3.3降到1.9，日本的则从3降到1.4，而全球平均出生率才为2.45，不过同期中国的生育率就从6降到1.6。韩国在2018年的生育率更是跌至1以下。高昂的房价、教育成本和医疗费用与巨大的社会竞争压力都是导致低生育率的原因。
此外，长期的性别歧视，女性在家庭中承担过多的义务，在工作中又无法享有公正的待遇，使得女性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里倾向于不生育或少生育。
10 哪里来的咸猪手？
许多社畜女除去需要承担无报酬的家务和育儿劳动，更低的工作收入和更不稳定的就业，还经常遭遇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各个国家和地区。
《日本经济新闻》2018年的网络调查显示，半数职业女性感觉在此期间出现性骚扰的职场风气“并未改善”，遭遇性骚扰的女性多达43%。除了公司内部人员，女性还遭到外部人员例如客户的性骚扰。关于遭到性骚扰后如何应对(多选)，回答“隐忍”的女性超过6成。原因是担心“对工作产生影响”等，很多女性只能忍气吞声。
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 2011 年发布过一份调查，北京、广东等四地的 2000 份问卷显示，19.8% 的被调查者承认自己遭受过性骚扰，23.9% 的被调查者报告自己曾目睹或听说本单位其他职工遭受过性骚扰。其中，选择司法诉讼和报警方式的比例均不到五分之一，选择屈从和睁只眼闭只眼的占 54.4%，多数受害者选择了隐忍或离职。2009 年大陆的另一份职场性骚扰调查则显示，40% 的女性遭到办公室性骚扰。其中，68.2% 为肢体接触，高达八成的工作场所性骚扰来自于上司。
根据2013年《广州女工性骚扰调研报告》中的数据，约70%的女工遭遇过"令人讨厌的口哨、喊声、色情笑话"，66%遭遇过"令人反感的对身体或外表的评论"，32%遭遇过"令人讨厌的身体抚摸"；而接到过猥亵电话或黄色信息的达25%，被"要求发生性关系"的占比达9%……
2012年，韩国“职业”门户网站针对405名公司白领也做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韩国女性白领72.6%的人遭受过性骚扰。性骚扰78.7%来自上司，44.5%性骚扰发生在公司聚餐场所，15.9%发生酒馆，7.9%发生在研讨会等室内活动场所。
台湾1111人力银行特别设计「职场平权调查」，结果发现，50.7%的上班族曾经遭遇过职场性骚扰，交叉分析性别发现，有6成8女性在职场遭遇过性骚扰。
香港平等机会协会2018年的职场调查数据则显示，在603名受访女性中曾受性骚扰的占21.1%，其中，本地女性14.6%，内地女性9.6%。日常办公场地是性骚扰发生几率最高的地点，大约有39.7%的工作场所性骚扰发生在办公室内部。
尽管近年来掀起了从网路席卷到现实中的“Me Too”运动，但可以预见如果在提高女性维权意识的同时不改变工作中的畸形权力关系，性骚扰现象仍然会继续存在。
11 工作的尽头是坟墓？
日本被认为是过劳死大国。日本政府于2017年通过的首部《预防过劳死等预防对策白皮书》显示，2010年至2015年，日本共发生368起（男性352人，女性16人）过劳死事件。2016年过劳死（包括自杀未遂）人数为191人。其中因脑、心脏疾病死亡107人，因精神疾病自杀（包括自杀未遂）84人。
根据台湾地区劳保部门统计，自2010至2014年，台湾受核定的过劳案件就高达358例，其中还有156人死亡：相当于每5天就有1人因过劳发病，每12天就有1人因过劳死亡。
韩国劳动界提供的数据则显示,2015年,该国共有559人因工作或业务相关问题死亡。
由于界定困难,很多“过劳死”职工家属苦于寻找证据获得赔偿。例如在韩国，法律对“过劳死”没有官方定义。根据官方劳动赔偿组织的规定,如果一名职工连续3个月每周工作超60个小时,并因心脏病发或中风去世,则可获得赔偿。这样的话，如果企业不进行配合，家属就必须自己拿出证据来证明职工确是在工作期间去世,这使得过劳死的理赔率很低。
在PRC，媒体一度传言该国以每年过劳死约60万例的数量居于过劳死第一大国，但目前还缺乏官方或其他可信源头的全面统计数据。这说明过劳死现象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过部分行业发布了自己的过劳死报告。比如在2017年，医师协会资助的一项研究报告就显示，2013-2015年有46位医生因过劳而猝死。其中2013年有6人，2014年16人，2015年则为24人过劳死。
12 有那么一刻，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精神疾病包括抑郁症、孤独症、焦虑症等，成为困扰社畜的巨大问题。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有10亿人正饱受各种心理疾病的折磨，有3亿多人患有抑郁症，是发病率最高的精神疾病。至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继冠心病后的全球第二大疾病负担。
2018年，PRC各类精神疾病患者达1亿人以上，重症者超1600万人。其中抑郁症患者有大约3000万。且PRC抑郁症患者出现年轻化趋势。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一项研究表明，20岁至30岁人群精神压力最高，年轻人已成为各年龄段所受压力之首。
日本近年来，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呈持续上升趋势。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显示，从1996年到2011年，日本抑郁症患者增长一倍之多，从43.4万激增至95.8万。 其中“职场抑郁症”在日本最为普遍。
韩国人才招聘企业“韩国职位”一项调查显示，该国有七成上班族表示一上班就感到抑郁。
在另一项大数据分析中，韩国2012年共有58.8万人因抑郁症接受了治疗，2017年增加至68.1万人，增幅15.8%。其中首尔地区学生患抑郁症的比例最高，达到40.5%。
香港心理卫生会2017年公布的最新一期港人抑郁程度调查显示，5.5%的受访者属于“临床组别”，即可能患有抑郁症及需要专业辅导治疗，高于2014年的3.2%和2012年的3.9%。这意味着香港每20人中，就有1人可能患有抑郁症。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过去50年中，世界自杀率增加了60%。在日本，哈萨克斯坦，芬兰，拉脱维亚和匈牙利，每10万人的自杀率就达到20人或更高；立陶宛的自杀率更高达40人。日本的自杀者数量连续11年都超过3万人。2016年韩国每天平均有36人自杀，自杀人数连续13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排名第一，竞争压力大、人际关系疏离等都是主要原因。